2013年1月12日上午，“叙事与抒情：中国文学表现传统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举行。来自北京、江西、江苏及上海本地的50多位学者会聚一堂，以董乃斌教授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为研讨对象，就中国文学的表现传统畅所欲言，探索了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胡明研究员认为：叙事是文学的一个基本命题，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主要研究诗词，诗学又以抒情传统为主，如今董先生提出与抒情传统并列的叙事传统，具有重大突破意义。抒情、叙事这种二元划分，对文学传统构成的概括未必全面，叶燮《原诗》就提出“情、事、理”三要素说，章培恒先生有“传统文学基本为非文学”的说法，三千年的文学史中还有“理”的传统，文学史还要研究“明理”、“载道”等传统，进一步扩大文学史关注的视野。

上海社会科学院陈伯海研究员认为：海外学者抒情传统观点的提出，基于中西比较，自有其意义，但说过头了，就难免掩蔽其他可能性。董著有针对性地提出叙事传统说，意义重大。全书从纵横两方面论述了叙事传统，就纵的方面而言，叙事传统发源甚早，贯穿始终；就横的方面而言，叙事传统渗透到各种文体。由于涉及面很广，论证深入可信，因此两大传统的构建可以成立。董著更重大的意义还在于打开了广阔的研究前景，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研究提出了新的、更复杂的问题。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颇为复杂，绝非情、景二端，还包含事、理要素。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应突破西方叙事理论的局限，推进中国叙事学的建构。

北京语言大学韩经太教授指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对文学界、国学界都有启发意义。叙事与抒情的关系，是一元论的，二元论的，还是以某一为主，某一为辅，是值得思考的。古代“情事”与今天“事情”这两个词汇，是否说明情、事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值得研究。哲学界有“情本体”说，文学界的抒情传统说也与之有关，如今提出叙事传统，也要求对内在生命结构有所认识，对“表现—再现”的二分法有所反思。而在方法论上，是采用万法归一式的概括，还是实事求是，回归相对丰富的事实形态，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傅修延教授指出：董先生既是文学史研究专家，又曾参与文艺新学科建设，因此视野开阔，也使得在这次打破单一抒情传统的“正面强攻”的阵地战中，能收获这部论著。中国文学史还有不少可供深入挖掘的新问题、新线索，如纬书对文学虚构的作用，散文与韵文的交错现象等，都可以深入研究。

上海大学张寅彭教授认为：叙事传统在文学中无所不包，在诗学范畴中也强烈地存在着。以诗话为例，诗话的性质，是论述的，还是记事的，历来看法不一，尚无定论。以《六一诗话》、《随园诗话》为例，有人认为诗话是叙事体例。所以，从较宽泛的叙事视角看中国的文学传统，很有好处。

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的特点总结为三点：一是具有理论指向和观念启示意义，属于专门而深入的文学史原理之学；二是采用反省性研究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加以反思；三是属于打通式的文学史研究。他认为，董乃斌先生将叙事、抒情传统并列提出来，具有基础意义，也可以说具有常识意义，而将这样的常识发挥出来，具有很大的学术含量。

复旦大学黄霖教授认为：在书面文学中，叙事应早于抒情而出现。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言”与“事”的问题，《诗》《骚》及其批评类的作品出现后才逐渐树立抒情传统，并导致叙事不太受重视。长期以来，叙事文学的地位不高，如韩愈“以文为戏”，今天看来很具有文学性，但在当时地位并不高；再如“诗话”，即诗的故事，被认为是传奇体；明清时期，小说发展繁荣起来，但仍被认为非正宗。因此还可以探讨抒情传统为何被重视，叙事传统为何被忽视，以及叙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何出于那样的地位等问题。黄霖指出，真德秀《文章正宗》“辞命、议论、叙事、诗赋”的四分法，对考察传统文学观中的叙事，很有参考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指出：董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重新审视长期被遮蔽的东西，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言志与缘情、再现与表现、抒情与叙事，忽略任何一面，都会失于片面。汉字造字为叙事，但书法尤其是狂草却是抒情的。我们的研究也应兼顾周全，不偏不倚，不刻意突出某一面。孙先生还希望通俗文学、叙事文学、诗文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熟悉的领域出发，共同努力，体悟文学史，概括出有特色的理论术语，寻求中国叙事学的理论建构。

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认为：董乃斌先生的学术精神非常“年轻”，论著在文学、文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做出了新锐的探索，也提出了很多可供思考的问题，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他结合书中论述刘知几《史通》、《新唐书》列传的相关章节，着重谈了叙事中文与史、求真与求善、实录与褒贬等问题，认为刘知几在史学的立场上区分文史、重视求真求实的观点，在宋代以后并未占主导地位，反而是欧阳修等人强调微言大义、春秋褒贬的观点占据上风。当代的传叙文应追究事实真相，而非强调价值评判。

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指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是首次以团队方式对海外40年来的重要论述作出回应的成果，具有国际视野和重大理论突破意义。关于文学史的二元对立，如再现与表现等一系列论述，都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文学、哲学都有“两个轮子”，二元的并列、分裂、互动，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机制。但这些二元对立的提法，仍未突破“五四”以来惯常的文学观。我们是否还应思考，我国文学的特色到底何在？是否有一个高于二元对立的概念，是否可以以更大的问题意识，超越“叙事—抒情”传统的提法？甚至以此为契机，突破“五四”时代文学观，构建有建设性的中国文论？

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凭借对海外、台湾学术的熟悉，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台湾学界研究抒情传统40年的历程，补充了很多历史背景和细节。陈先生还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著述中叙事的含义，并认为其时评论、抒情、叙事的含义有交叉。叙事可以说大，问题是怎么来说。中国文学史，整体地看，叙事因素是在逐渐增大。此外，怎样从宏大的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叙事传统，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引述了海登·怀特的观点说明历史与文学在文本叙述层面的相似性，还提醒注意对文本本身的构成序列的分析。现在董著敢于迎向重大问题，是一种与解释性工作相对的建构性工作，指示了一个方向，打开了一个领域。

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上海政法学院祁志祥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乔国强教授也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高度赞扬董乃斌教授新著的学术价值。

这次研讨会，其缘起虽是研讨一部新著，议题也设定为“叙事与抒情”，但由于所探讨的问题关乎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推进，关乎学术格局、学术范式的悄然新变，且与会专家多为古典文学界的顶尖学者，他们各自以深厚学养和深切体会发言，在精微问题、恢弘学理上都吐露心得，因此始终在高水平层次上展开，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