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日，社科学院哲学专业举办了一场题为“思想共同体如何可能”的学术沙龙。此次沙龙邀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晓渔博士主讲。社科学院哲学专业教师沈海燕、彭学农、尹岩、张艳芬、刘友古参加了此次沙龙，我校文学院教师董国礼、宁镇疆也参加了此次讨论，参加讨论的还有社科学院和文学院的部分研究生、本科生同学。沙龙讨论会由社科学院朱承主持。
王晓渔在主题发言中指出，思想共同体是思想创造的一个外部条件，思想创造不仅仅是个体的观察和思考，更需要交流与讨论，也就是需要一个思想的共同体。他认为，无论是貌似固守书斋的康德，还是皓首穷经的中国旧式学者，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创造都不可避免的发生于一个思想共同体里。具体到现在的大学教育，尤其对于学生来说，青春期是思想成长的关键时段，走出个人中心的视角，养成对话的思想习惯，思想共同体会扮演至关重要的作用。思想共同体有大有小，然而都有一个基本的特质，那就是非建制化，建制化因其人员的固定和现实利益的较量，会导致思想共同体的思想创造付诸阙如。
通过对1920-1930年代、1980年代中国思想格局的分析，以及对当下中国思想界状况的感受，王晓渔提出，思想共同体成为可能的首要条件是思想者的身份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不是人身依附于某个固定的机构。参与共同体的人要有基本共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讨论，而且不能限定于某一个有限的专业领域里，需要不同学科的交叉碰撞。除此之外，共同的问题意识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尖锐的指出，当前中国大学远没有形成良好思想共同体的条件，其中主要的障碍在于：
一、人员流动性不足。虽然近年来大学内部的流动已经频频发生，但多是单向度的，从边缘地区到中心地区，从一般学校到重点学校。大学内外的流动尤其匮乏，往往限于学历等刚性条件，某些具有特别才能的思想者无法进入高校。
二、学术利益制约了人们的思想创造，学术交流往往是学术利益的交换。学者无法生活在真空之中，会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学术利益逐渐成为很多学者的终极目的，缺乏问题关怀。
三、公共空间缺失。人们经常把公共生活和集体生活等同起来，但是公共生活往往具有开放性，集体生活多是动员和组织而成。当下的公用空间往往适合集体生活而非公共生活，不是一个敞开的可以随时参与的公共空间。
由此，他认为，在当前学院体制下，如何形成一个非体制的、有创造力、有判断力的思想共同体是每一个从事学术和思想的知识人应该认真思考的话题。
在讨论交流中，沈海燕老师认为，思想共同体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当前的学术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思想共同体的产生，教师都在科研和教学的既有框架下努力打拼，以避免被淘汰，几乎没有心力来从事思想的创造，遑论思想共同体的结合。
彭学农老师针对王晓渔过于强调1920-1930年代有利于学术和思想创造的社会环境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1920-1930年代的中国，是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即使在一定意义上说那个时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术和思想成果，但也不能就此认为那是一个黄金的时代。
张艳芬老师则认为，要谈思想共同体，首先得对什么是思想以及为什么需要思想做一个基本的交代，否则无法对思想共同体的如何可能做出一个满意的回答。
尹岩老师就当前上海与北京的知识人交流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北京的学术和思想交流要比上海的状况好。另外，她认为，思想的被格式化，也就是思想生产上的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是制约思想共同体产生并发挥作用的主要障碍。而且，我们正处在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时代，社会生活表现出来的姿态是不需要深沉的思想。
文学院的董国礼老师还就当前中国的思想状况、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王晓渔及在座同学做了坦诚、尖锐的交流。宁镇疆老师则就思想共同体出现的方法论意义和王晓渔做了讨论。
社科学院的研究生、文学院的部分本科生都各自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沙龙主讲人及各位老师做了交流，探讨了大学扩招和精英教育、知识人和公共空间的关系，他们提出的问题引发在座老师的热烈讨论。
